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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月谈

2015年《半月谈》第17期

2015-11-15 21:29:08半月谈339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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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医改,还有哪些“硬骨头”待拿下

  始自2009年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至今已经进入第6个年头。由于过去几年的改革多是在局部进行,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解决“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迫切需求,2014年以来中央层面加大了医改推进力度,医改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对于清除盘根错节的“硬骨头”,使多年积累的体制机制顽疾在新一轮公立医院改革中得以破解,社会各界充满期待。
  
  分级诊疗:基层落实仍存障碍
  
  所谓分级诊疗,是指按照疾病的轻重缓急及治疗的难易程度进行分级,不同级别的医疗机构承担不同难度的治疗,通过层层转诊,逐步实现从全科到专业化的医疗过程。在分级诊疗模式下,形成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康复回社区的理想就医格局。
  
  然而目前,多家大医院的医务人员反映,就诊者中有约三分之一的常见病是可以在基层医院解决的。北京宣武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30%的就诊者只是开药。辽宁省卫计委体制改革处处长计立群表示,辽宁县区级医院患者的外转率达25%,其中大多数为常见病和多发病,却占用了近40%的新农合资金。
  
  基层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病人过多流向县级及以上医院,加重了“看病难”和医保基金负担。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构建布局合理、分工协作的医疗服务体系,推动建立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模式。但记者最近在基层走访调研发现,分级诊疗在基层落实出现了一些不良苗头。
  
  ——“权力转诊”浮现。一些村民表示,在开新农合医疗转诊审批单时,不仅“跑断腿”,还得给有转诊权的医生、科主任“意思意思”,为此医患矛盾有所增加。沈阳市人大代表韩春荣说,曾有县级卫生机构领导坦言,转诊方面存在不正之风,有关系的怎么都能转出来,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医疗水平不足还想留住患者,靠外请大夫“开飞刀”加重患者负担。辽宁省岫岩市兴隆办事处平阶村村医李佳平告诉记者,县级医疗机构有时接诊疑难杂症患者,水平不足不敢动手术,不是把患者转诊,而是从大医院请来大夫“开飞刀”,并让村民自行承担外请费用,每次数百元到数千元不等。据了解,这已经成为多地县医院的普遍做法,医院也借此提高基层就诊比例应付相关部门考核。
  
  ——双向转诊变成单向输送,上级大医院打着分级诊疗的旗号,实际成了病患资源的“抽水泵”。江苏省镇江市医疗保险结算中心主任李一平指出,基层医院药品少,患者“选优不选廉”,导致医联体模式中病人上转容易下转难。全国多座城市医联体集团模式中,分院向总院输送重症病患,轻症患者却难以回流,导致双向转诊变成单向集中收纳,基层医院病源流失严重,不利于分级诊疗的可持续发展。
  
  医药分开:方向明确路径不清
  
  “以药补医”始自上世纪5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公立医院对药品加成的依赖逐步增强,后遗症也逐渐显现。北京市医改办主任韩晓芳曾表示,“以药补医”政策逐步演化成一种逐利机制,导致医生乱开大处方、滥用抗生素,导致“看病贵”,并瓦解医患信任。
  
  为了破除传统“以药补医”机制,全国多地对药品加成“开刀”。2010年国家在17个城市启动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北京、浙江、安徽、江苏等地作为先行者,对公立医院进行医药分开改革。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也明确要求,2017年城市公立医院全面推进医药分开,积极探索多种有效方式改革“以药补医”机制,取消药品加成(中药饮片除外)。
  
  不过,地方医改办、公立医院院长等却都向记者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担心。医改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对医生来说,取消15%的药品加成基本不影响其处方行为,目前决定医生处方行为的更多是回扣。北京大学医学部主任助理吴明等专家认为,取消药品加成只切断了医院收入和药品销售的关系,医生多卖药、医药企业送“回扣”的链条并没有完全斩断,赛诺菲公司贿赂医生一案就是例证。
  
  此外,取消“以药养医”导致“以检查养医”,也是各方的忧虑之一。沈阳市口腔医院院长张桂荣说,新医改方案并没有明确今后公立医院经营的资金来源,公立医院今后不依靠药品加成,可能就会依靠检查费、治疗费等收入来生存。“在治疗费中,心脏支架、人工关节、人工股骨头等医疗材料及器械不仅价格昂贵,还会滋生腐败。没有了‘大处方’,却多了‘大检查’‘大治疗’,患者的费用可能并没有实质性下降。”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担心政府投入不足,无法完全兜底。江苏省卫计委体改处处长赵淮跃、江苏南京市儿童医院副院长莫绪明等人担心,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吃紧,有限的财力能否确保对医疗机构的补偿?沈阳医学院奉天医院院长曾宪东也表示,取消药品加成、新的补偿机制未完善前,政府投入不足会使医院面临困难,医务人员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
  
  社会资本办医:“上热下冷”落地难
  
  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多个文件支持社会资本办医。社会资本办医被视为深化医改的“活水”,倒逼公立医院改革的“鲶鱼”。国家要求积极为社会资本进入创造条件,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公立医院改革。
  
  记者采访发现,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医疗市场的政策在省一级受到高度重视,被纳入各省年度医改计划,但在基层的落实情况不尽如人意。据了解,一些大型民营医院增设、扩建分院常与地方政府展开“拉锯战”,双方层层找领导、写报告。
  
  沈阳一家大型民营医院的副院长表示,一些地市、县区卫生主管部门人员坦言怕民营医院分走患者,导致公立医院手术量和业务量下降,需政府拨款维持运营。“辽宁下发的异地新农合医保转诊报销的定点医院名单,包括几家民营医院,但有的县市把民营医院从名单中剔除,影响了民营医院的外地患者数量。”
  
  享受不到政策支持,民营医院在和公立医院的竞争中,常处于负重状态,导致亏损连连。拥有1200张开放床位、建院投资6亿元的沈阳维康医院,是东北地区最大的综合性民资独资医院。然而2009年建院以来,持续亏损,2015年第一季度环比少收入近1700万元,2014年底开设沈北分院后,医院每月亏损100万元以上。
  
  沈阳维康医院总经理、维康医药集团董事长刘忠臣表示,常年亏损的状态,严重制约了医院的运营发展,更影响留住和引进人才。近几年公立医院不断扩建,大型民营医院医务人员纷纷跳槽,很多民营医院的专家、学科带头人,只能从当地公立医院、企业医院退休人员中聘请。维康医院医生、护士近两年的流失率近50%,绝大多数是30岁至40岁年富力强的人员,而医院最老的退休返聘专家已80岁高龄。
  
  北京大学国际医院院长陈仲强表示,民营医院在社会地位、学术团体以及行业重大项目建设等方面处于边缘化状态,医务人员职称晋升相对难,高端医疗人才不愿加盟,相对高水平的新鲜血液也难补充。以南开大学医学院为例,近三年来本科、硕士、博士毕业生有415人,去民营医院的仅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