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关于对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在城市中受到多方面歧视，社会地位有失公允。
　　1.社会地位评价低。“农民工”的社会称谓，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分隔的产物，容易把进城务工人员看成城镇职工的“另类”，延续着不合理的劳动用工制度造成的“既成事实”，与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要求和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不相吻合。据全总2002年第五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无论社会地位、经济状况，还是社会职业评价，进城务工人员都排在25种社会职业群体的最后一位。
　　2.存在企业劳动岗位歧视。进城务工人员所从事的大多是劳动强度大、工作条件差、工资水平低的工种，是城镇职工不愿涉足的“苦脏累险”岗位，他们工作勤奋、生活艰辛，却无法享受正常的劳动工资标准和福利待遇。
　　3.难以得到平等的教育权利。进城务工人员及其子女无法享受城镇的市民待遇，他们的劳动技能和就业岗位培训社会责任不落实，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也得不到保障。各地政府制定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财政预算，通常是按照城镇常住人口制定和规划的，即使有的地方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因素加以考虑，但在基层也往往无法得到有效的落实。一些公办学校通过不合理的收费，设置较高的门槛，阻挡进城务工人员就近方便入学，形成了对他们教育权利的歧视。
　　4.短期内难以融入城市现代文明。由于城乡利益分配机制和管理机制的差别，农村基础教育资源的缺乏，导致进城务工人员的法律意识和社会秩序的观念淡薄，加上城市客观存在的社会歧视，他们对城市社会和市民阶层的归属感和认同程度较低；他们中多数没有经过系统的技能岗位培训，劳动技能与城镇就业需求不匹配，难以有效参与国内外市场人力资源的竞争；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的低下，不利于自身发展潜能和创业能力的培养，难以改变生活的轨迹和窘迫的命运，共享社会文明进步和精神文化发展的积极成果，短期内难以有效融入城市现代文明。
　　福建省总工会调查研究的结论为，农民工在城市中，人格得不到应有尊重。尽管社会呼吁农民工与城市本地人应当一视同仁，但歧视现象仍然存在。本地人认为他们脏、土气、小气、斤斤计较，埋怨农民工的大量涌入导致了城市交通拥挤和社会治安混乱。本地人的优越感使其不屑于与农民工来往，调查中有农民工代表说本地人宁可上网聊天也不愿意与他们交流。绝大多数进城的农民工的交往范围只局限于同乡或工友范围内，除了工作与无法避免的情况外，他们很难与城市人交往，更无法真正走进城市，成为游离在城市边缘的弱势群体。
　　政治权益难以实现。由于远离家乡，农民工的政治权利很难实现。
　　如村委会的选举权是农民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但远在外地的农民工自然无法行使。在城市里，农民工由于没有本地户口，当地居民的政治权益同样无法得到享受。在用工单位，农民工所处的单位大多是非公有制企业，经营者民主意识差、民主管理工作十分薄弱，农民工根本无法参与企业的民主管理，更谈不上运用民主管理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因此，农民工成了在经济上无保障，政治上无手段的特殊的群体。
　　在城市办事难。（1）由于户籍的限制，农民工办驾照、办出国护照、准生证等手续都要回老家办，十分不方便。（2）虽然政府规定农民工子女入学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但具体办理入学手续需要很多证件证明，农民工由于异地打工，办齐手续费时费力。（3）农民工返乡难，企业管理人员普遍反映，每年春节及“五一”、“十一”黄金周前，农民工为了买票经常请假，无心工作，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很多农民工买不到票，为了回家只好买高价票，加重了农民工的经济负担。
　　浙江省的情况，由该省总工会调查得出这样的结论：
　　社会公共服务不足。一是子女入学困难。在教育资源短缺、办学经费不足的情况下，农民工子女异地入学困难以及收取借读费的现象广泛存在，教学质量难以保证。二是基本生活条件较差，社会救助缺失。农民工不能享受经济适用房和廉价租房待遇，多数非公小企业不提供职工宿舍，农民工只能租住民房，费用高、生活设施差，安全缺乏保障。由于社会救助实行属地化管理，城市、农村都没有把异地打工的农民工纳入社会救助范围，使得他们无法享受当地政府公共财政提供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医疗、教育、住房、司法援助等服务。
　　精神文化生活枯燥。农民工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空间里，精神文化生活十分贫乏。由于业余时间少、文化消费水平高，多数农民工只能以打扑克、逛街、看电视、翻杂志、聊天等打发闲暇时间。我省68%的农民工年龄在35岁以下，其中相当数量是18－25岁、离开学校直接进城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对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求处于一种饥渴和期待中，在调查回答“你最期盼的是什么”问题时，很大一部分青年农民工希望得到培训教育和丰富文化生活。而现有公共文化设施不能满足农民工的需求，只有少量规模企业在内部有职工文化娱乐场所，很多农民工处于“工作时间机器人、工作之余木头人”的状况。
　　政治权利缺失。由于农民工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现阶段主要着眼点还在维护自身经济利益上，大多数农民工还缺乏清醒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民主权利意识，对行使自身的民主权利还没有太高的要求。具体表现为：一是组织化程度尚待提高。我省农民工入会比例与农民工队伍的迅速增长还有差距。特别是台商投资企业主对建立工会组织持消极态度，使台资企业工会组建效率不高；二是随着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原来在公有制企业中形成的职工民主参与机制受到冲击，农民工的民主政治权利缺少体制和制度上的保障。大多数非公企业没有建立职工代表大会等职工民主参与的载体，农民工在基层企业缺乏利益诉求和愿望表达的渠道；三是各级人大、政协中鲜有农民工代表，农民工在社会上政治参与的声音与这一群体庞大的数量相比，极不协调，在各项政策和方针的制定过程中，几乎处于“集体失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