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三）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会料到，这一天，奉行他革命理论的世界上两个最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他的理论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论战。
　　众所周知，中苏两党、两国曾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友好合作关系。但苏共二十大后，赫鲁晓夫对内全面否定斯大林，在国际上鼓吹美苏合作，和平过渡。这样，中苏两党就国际形势、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产生了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苏共当时以大国党自居，要求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随着它的指挥棒转，受它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战略需要，甚至提出有损中国国家主权的要求。１９５８年，苏联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遭到毛泽东的严辞拒绝。同年，赫鲁晓夫对中国炮击金门进行干预，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也为中国所拒绝。中印边境冲突爆发后，苏联发表偏袒印度的声明，对中国横加指责。
　　１９６０年２月初，赫鲁晓夫在华沙条约首脑会议上攻击中国和毛泽东，批评中国不给苏共政治和道义上的支持。同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决定进行必要的反击。３月初，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等有关文章编辑成册，在列宁诞辰９０周年发表。同时准备加紧撰写阐述关于时代、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问题的文章，从正面阐述列宁观点，回应苏共对我党的指责。
　　１９６０年４月２２日，列宁诞辰９０周年。《红旗》杂志社编辑部发表《列宁主义万岁》，《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发表《在列宁的革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三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观点，由此拉开中苏论战的序幕。以后，这三篇文章编成小册子，印成中、英、俄、法、日等文字公开发行，引起很大的反响。６月，在罗马尼亚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苏共发动突然袭击，对中国共产党横加指责，同时将中苏分歧公开化。中国共产党不屈服压力，进行有力抗争。同年７月，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当时处于经济困难中的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这也严重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关系。以后，论战进一步加剧，两党、两国关系逐渐恶化，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中断。
　　邓小平后来回顾这段历史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但另一方面，“一个党和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末，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
　　这场论战固然已成为历史，但中国共产党面对霸权主义，顶住压力，表现出中国共产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的大无畏精神，毫无疑问将永远值得中国人民自豪，也毫无疑问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学习焦裕禄◆

　　一位县委书记去世，似乎还重要不到归入党的大事记的程度。但是，一位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的感人事迹却应该当之无愧地被载入党的历史。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一名叫焦裕禄的县委书记离开了我们，但是他为人民服务的动人事迹却永远留了下来。
　　焦裕禄１９２２年出生在山东淄博，１９４５年参加革命，１９４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２年冬天，兰考县这个历史上的老灾区，遭到内涝、风沙、盐碱等“三害”的严重侵害，粮食产量下降到历史最低水平，大量的农民外出逃荒。就是在这种困难的时候，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期间，他不顾自己身患肝癌，为解除兰考人民遭受的“三害”的痛苦，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全县１４９个大队中的１２０个生产队，跋涉５０００多里，查清了全县８４个风口，１６００个沙丘和大小河流。他以不改变兰考死不瞑目的决心，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治理“三害”。他心里只有群众，没有自己。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４日，焦裕禄病逝，年仅４２岁。
　　１９６６年２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报道和《向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焦裕禄同志学习》的社论。社论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学习他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一心为革命，一心为人民，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９日，１１日，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先后发出向焦裕禄学习的通知。与此同时，各中央局、省、市、县委也号召向焦裕禄学习。全国掀起了向焦裕禄学习的热潮。

◆中共“九大”召开◆

　　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至２４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是特殊的历史时期召开的一次不正常的大会。当时的情况是：“文革”正激烈进行，大批老干部被打倒，全国绝大多数党员的组织生活陷于瘫痪状态，就是在这种情况下，１９６９年４月１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开幕。
　　九大的主要特点是整个会议始终充斥着极“左”观点和狂热的个人崇拜。九大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报告主要鼓吹、阐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并以这个理论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理论论证，这就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合法化。这个报告歪曲事实，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说成是社会主义社会中的两个阶级、两条路线长期尖锐斗争的必然结果。它把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指导思想，正式规定为我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大会通过的党章，竟然把林彪作为“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写入总纲。可见当时极“左”狂潮已发展到何种地步。九大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林彪、江青一伙的主要成员进入了中央政治局，他们的不少亲信和追随者进入中央委员会，掌握了更多的权力。在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２７９人中，原八届中委和候补中委只有５３人，不到九届中委总数的五分之一。九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使得“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进一步加剧；加强了林彪、江青集团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是错误的。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８日至２２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１６９人，候补中央委员１１２人，各地方和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列席了会议。在这以前，１１月１０日至１２月１５日，中共中央召开了工作会议，为这次会议作准备。
　　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一口号。全会认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要按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去解决，决不允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界限，决不允许损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全会提出了要注意解决好国民经济重大比例严重失调的要求，制订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同意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发到各地讨论试行。全会讨论和原则同意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建议修改后提交五届人大二次会议讨论通过。全会指出，经济管理体制存在权力过于集中的严重缺点，必须加以改革。应坚决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全会还提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任务。
　　全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组织路线，认真讨论了“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和历史遗留下来的某些问题，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纠正过去对彭怀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为“６１人叛徒集团”平反。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增选邓颖超、胡耀邦、王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会考虑到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生活的实际变化和目前党的工作的迫切需要，决定采取临时措施，增补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黄火青、陈再道、韩光、周惠为中央委员，将来提请党的十二大予以追认。全会还选举产生了以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实现了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为各项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证。

◆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逐步恢复，随着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工作的逐步加强，对于“文革”中罪大恶极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依法进行审判的条件已经逐步具备。
　　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通知指出：依法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愿望。现在预审工作已经结束，案件已送到检察院，预定在１０月间提起公诉，依法审判。９月２６日至２９日，五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十六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在会上宣布，这次准备提起公诉的１０名主犯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对已死的各犯不再起诉。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１０名主犯进行公开审判。
　　１１月２０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开庭。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宣读了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４大罪状４８条罪行。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宣布，对１０名被告，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１９８１年１月２５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２０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６年；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６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１７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１６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１８年，剥夺政治权利５年。
　　此后，各地人民法院、军事法院，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其他案犯也陆续分别进行了审判。

◆邓小平与外国客人谈引进外资◆

　　１９８０年４月２９日，邓小平接受卢森堡电视组电视采访。在回答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问题时，邓小平谈到了自力更生和依靠外资的关系。他说，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我们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必须看到这两个基本特点。中国既然是个大国，完全依靠外国资金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必须立足于国内，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就是立足于自己，也要照顾自己的特点，完全按照别的国家的模式来建设中国是不可能的。但是，中国自己关起门来建设也不行，必须充分吸收外国的先进经验，充分利用外国的资金，外国的技术，来加速我们的发展。我们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你们叫多国公司，我们叫合资经营，这种方式，我们是欢迎的。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当然，这个法律通过以后，据国际反映，认为还不充分。这方面我们还缺乏经验，以后还要逐步充实起来。我们希望外国朋友不要等我们法律完备以后再同我们合作。应该在合作中，逐步使我们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完备起来。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对于年纪稍大一点的人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已不只是简单的一个哲学问题，而是意味着一场伟大而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个运动便是发生在２３年前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文革”结束后，整个国家急需彻底清除“文革”遗毒和“左”的路线影响，实现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但当时党和国家主要领导同志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使得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处于徘徊状态。此时，整个民族、整个国家需要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来清洗头脑、振奋精神，推动历史向前发展。
　　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１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拉开了大讨论的序幕。当天，新华社转发了这篇文章。１２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省、市、自治区的报纸都进行了转载。这篇文章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第一观点，正确地指出任何理论都要接受实践的考验。“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是错误的倾向，是“四人帮”强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必须坚决打破。文章的发表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党内外绝大多数人支持和拥护文章的观点。这一讨论也得到党中央主要负责同志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使得讨论逐步形成全国规模。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邓小平等中央负责同志领导和支持下的一场全国范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左”的错误思想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中英香港谈判◆

　　自１９８２年中英双方进行谈判以来，经历无数次唇枪舌剑，终于签署了《联合声明》。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成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是伟大祖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佳证明！
　　１９８２年９月，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应邀访问中国，两国领导人就香港前途进行了讨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在此以后，双方进行了有益的意见交换。
　　１９８３年６月，邓小平在接见美籍华人时，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小平思想指引下，香港的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１３日和２５－２６日、８月２－３日、９月２２－２３日、１０月１９－２０日、１１月１４－１５日、１２月７－８日，中英政府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了７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１９８４年１月２５－２６日、２月２２－２３日、３月１６－１７日和２６－２７日、４月１１－１２日在北京进行了第２阶段第８－１２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４月１５日，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到北京进行为期３天的访问，与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吴学谦全面深入地就香港问题进行了会谈，并同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进行了友好的讨论，双方回顾了两国政府关于香港前途问题的会谈进程，一致认为会谈已取得可贵进展。４月２７－２８日、５月９－１０日和３０－３１日、６月１２－１３日和２７－２８日、７月１１－１２日和２４－２５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了第１３－１９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７月２７日，杰弗里·豪应吴学谦的邀请再次抵达北京，进行为期４天的工作访问，同吴学谦就香港问题的主要方面进行深入会谈，并同邓小平、赵紫阳、姬鹏飞进行友好的交谈。邓小平对中英双方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取得重大进展表示祝贺。杰弗里·豪认为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政策是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振奋人心的概念，它能保持香港在１９９７年以前和以后的繁荣与稳定。
　　８月８－９日和２１－２２日、９月５－６日，中英两国政府代表团在北京进行了第２０－２２轮有益的和建设性的会谈。
　　９月１８日，两国政府代表团就香港问题全部达成协议。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１９８４年９月２６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草签。
　　上午１０时，草签仪式在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
　　国务委员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姬鹏飞和外交部副部长、中国政府代表团前任团长姚广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新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和英国政府代表团长、英国驻华大使理德·伊文思，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
　　１２月１８日，应邀前来签署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并进行正式访问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到达北京，１２月１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不大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出席了签字仪式。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宣布，中国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在这一天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英双方达成的协议，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与国之间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联合声明》受到了包括５００多万香港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和英国人民的普遍支持，也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广泛赞扬和欢迎。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２００７人，代表全国５１００万党员。
　　江泽民在代表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的报告中指出：这次代表大会的任务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认真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１４年的实践经验，确定今后一个时期的战略部署，动员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握有利时机，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大会选举出１８９位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委员，１３０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选举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０８人。
　　大会通过了关于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大会对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大会赞成报告对１４年伟大实践的基本总结，同意报告提出的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决策和部署，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阐述的对外政策，强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大会同意关于不再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建议，并向中央顾问委员会和老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大会对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表示满意。会议还通过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大会认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写进党章，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共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始终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性质所决定的，也为党的历史所证明。面对现代科技的飞速发展，面对日益加剧的全球经济竞争，中国共产党依然紧紧把握时代脉搏，高瞻远瞩地为国家、民族指明方向。
　　１９９５年５月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提出了科教兴国的战略。《决定》指出：科教兴国就是全面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坚持教育为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增强国家的科技实力以及将科学技术向实现生产力转化的能力，提高全民族的科技文化素质，把经济建设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实现国家的繁荣强盛。
　　为落实这个决定，５月２６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江泽民总书记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全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根据我国现实情况所做出的重大部署，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这个决定。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全面落实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投身于实现科教兴国战略的伟大事业，加速全社会的科技进步，为实现我国现代化的第二步和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９７年９月１２日至１８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选举出由１９３名委员、１５１名候补委员组成的十五届中央委员会。选举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１１５名。
　　大会批准江泽民同志代表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高度评价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大会认为，报告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全面推向２１世纪的主题，完全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一致赞同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明确写进党章。同意报告提出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同意报告关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改革和发展的部署；同意报告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部署；强调要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最终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同意报告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和提出的对外工作的各项方针。强调实现报告确定的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关键在于坚持、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大会强调，全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抓住机遇，开拓进取，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政治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入，精神文明建设要切实加强，各个方面相互配合，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决定这一修正案自通过之日起生效。大会认为，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对于保证我们党领导人民坚定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充分肯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