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知识（一）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１９２１年７月２３日至３１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的有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当时，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没有和国内取得联系，所以没有派代表出席）。推举的代表共１２人：湖南小组毛泽东、何叔衡，湖北小组董必武、陈潭秋，上海小组李达、李汉俊，北京小组刘仁静、张国焘，济南小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陈公博，日本东京小组周佛海。参加大会的还有陈独秀指派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５０多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了会议。
　　会议在召开过程中曾遭到帝国主义密探的干扰，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大会讨论了政治形势、党的基本任务、党的组织原则和组织机构等问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南昌起义◆

　　为了拯救革命，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大屠杀实行武装抵抗，中国共产党于一九二七年在南昌发动了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战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新时期。
　　当时，敌人在南昌方面的力量比较薄弱，只有朱培德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３，第６军各一部，总共三千多人。在南昌地区，我党掌握和影响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叶挺领导的第２０军；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由叶挺独立团为骨干编成的第２５师；以及蔡廷锴的第１０师等部。还有卢德铭领导的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领导的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等部，正由武汉向南昌集中。七月二十七日，正式组成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央前敌委员会。前委会决定于七月三十日举行起义，并成立军事领导机关--起义总指挥部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张国焘由武汉赶到南昌，阻挠起义，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经过激烈斗争，克服了张国焘的阻挠，毅然决定起义。
　　八月一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的领导下，北伐军二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起义部队经过五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在南昌的敌人并控制了全城。八月二日，驻马回岭的第四军第２５师主力，在前委派去的聂荣臻领导下，开到南昌和主力会合。起义胜利后，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贺龙任代总指挥，叶挺任代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部队编为三个军：第２０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辖第１、第２、第３师以及军直教导团和特务营；第１１军，军长叶挺兼，党代表聂荣臻，辖第２４、第２５、第１０师和军直炮兵营；第９军，军长韦杵（未到职），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以原军官教育团为骨干，还有一些南昌的印刷和铁路工人参加，约一个团的兵力。
　　八月一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成立了以共产党员为领导核心，有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中国同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由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周恩来、贺龙、叶挺、苏兆征、恽代英、李立三、张国焘、郭沫若、吴玉章、徐特立、林祖涵、彭湃、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等二十五人组成。这个带有政权性质的委员会，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目的是继承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反对南京的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实质上是一个无产阶段领导的代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段，并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民主革命政权。同日，由十五名在国共合作时期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的共产党员和七名国民党左派人士共同署名，发表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宣言》，义正辞严地揭露了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叛变行为，强调反对帝国主义，扫除新旧军阀，要为解决土地问题而斗争。
　　南昌起义使国民党反动派大为震惊。汪精卫调朱培德的第３、第９两军主力向南昌急进，妄图包围南昌，消灭起义部队。面对这种形势，前委决定：起义军按原定计划，南下广东，夺取海口，求得外援，重建广东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伐。
　　八月三日至六日，起义部队先后撤离南昌，取道临川、广昌南下。蔡迁锴的第１０师到达进贤李家渡时叛变，率部开往浙江。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员，乘船赶到九江被张发奎扣留，分校党代表陈毅化装南下，在临川追上起义军，被派到第２５师第７３团任党代表。这时，蒋介石急令留守两广的第８路军总指挥李济深抽调八个师的兵力，分向江西、湖南南部前进，准备截击南下的起义军。起义部队在瑞金、会昌地区击破敌军黄绍宏、钱大钧等部的拦阻后，变更经寻邬（今寻乌）出梅县的原定路线，改由长汀、上杭进入广东的三河坝、潮州、汕头地区。朱德率第２５师留守三河坝。周逸群率第３师留守潮、汕。经两次分兵，主力仅剩六千人转兵西进，打算会合海丰、陆丰农军，相机夺取惠州。在汤坑地区，与敌薛岳等部激战，打成对峙，撤至揭阳，于十月三日，在流沙镇与我从汕头撤出的部队和前委首脑机关会合。在撤离汕头之前，党中央派张太雷前来，向周恩来等传达了“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前委在流沙召开会议，周恩来总结了失败的经验教训，要求武装人员退往海丰、陆丰作长期斗争。当日下午，主力部队进至乌石山时，与敌陈济棠、徐景唐部激战，遭受失败，仅第２４师余部一千三百余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转入海丰、陆丰地区同当时农军会合，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２师，继续革命斗争。
　　留守三河坝的我军与敌黄绍宏部激战三昼夜后，保留下来的武装与我从潮州突围的少数部队于铙平会合，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南、赣南，进到了粤北的韶关地区，于翌年一月举行了湘南起义。
　　南昌起义，由于客观上敌人力量过于强大，主观指导上缺乏经验，没有和湘、鄂、赣地区的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土地革命战争，而是孤军南下广东，企图打开海口，争取外援，重建革命根据地，再次举行北代，加之两次分兵，不能集中兵力歼敌，成为敌人各个击破等原因，最后遭至失败。但这次起义的伟大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它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树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畏强敌、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
　　它以实际行动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它对创建伟大的人民军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井冈山地区位于罗霄山脉中段的湘赣边界，包括江西的宁冈、永新、莲花、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县，周围五百余里。这里的有利条件是：远离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还可利用两省敌人既要互相争夺地盘又要各自保存实力的矛盾；党和群众的条件较好，大革命时建立过党的组织、工会、农会和农民武装，党和革命的影响仍然存在，还保存着袁文才、王佐两支农民自卫军；地势险要，幅员广大，有游击战争的回旋余地；自给自足的地方农业经济，具有为红军初期发展提供给养的经济力。这个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这里开展游击战争，可以影响湘赣两省乃至于湖北。因此，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既有利于红军的生存和发展，又有利于推动全国革命走向高潮。
　　毛泽东率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保存下来的武装，向井冈山地区转移，在芦溪遭到敌人的伏击，总指挥卢德铭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部队到达永新县三湾村，进行了有名的三湾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七百余人的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第１团，辖第１、第３营和特务边、军官队、卫生队；在部队中确立党的绝对领导原则，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的小组，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全军由党的前委委员会统一指挥；确立官兵平等，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三湾改编，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十月三日，部队到达宁冈的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通过地方党组织争取当地袁文才、王佐两支武装。接着，在井冈山北面山脚的茅坪，设立了医院和留守处，于十月底到达井冈山的茨坪。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部队在井冈山周围各县开展游击活动，打击反动地方武装，深入发动群众，重建地方党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十一月攻占茶陵，建立了党的县委、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为主席）和赤卫大队。在总结茶陵战斗经验时，毛泽东提出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和三大纪律。三大任务是：第一，打仗消灭敌人；第二，打土豪筹款子；第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三大纪律是：第一，行动听指挥；第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第三，打土豪要归公。与此同时，重建了宁冈、永新县委，恢复了莲花、酃县党的组织活动。一九二八年一月，部队占领遂川，建立了党的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以及暴动队、赤卫队、农民协会、工会等群众组织。在遂川，毛泽东对部队提出了六项注意：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经过三个多月的游击战争，井冈山区和宁冈、永新、遂川、茶陵、酃县靠近井冈山的地区，都为工农革命军所控制。袁文才、王佐领导的两支地方武装，经过团结改造，编为工农革命军第１师第２团。二月，工农革命军攻占新城，于二十一日在砻市成立了宁冈县工宵兵政府。至此，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建成。毛泽东点燃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创了在革命转入低潮的形势下，重新聚集革命力量，武装夺取政权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照亮了胜利前进的航程。

◆抗日民主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国民党这时期对抗日的态度，也在逐渐变化之中。要知道，蒋介石对日本的一再退让，是建筑在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中日问题幻想的基础上的。华北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得寸进尺，得陇望蜀，超出了南京政府所能忍受的范围，已经到了威胁它生存的程度了。这时，南京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它在１９３５年底开始试探，谋求苏联的各种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
　　之后，国共双方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进行秘密接触。国民党通过以牧师身份活动的共产党员董健吾向中国共产党传递了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对此，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并提出了“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等五项谈判的具体要求。
　　为了表明诚意，中国共产党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并于８月２５日公开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一九二五年至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随后，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表明“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状况而作出的一个相当大的政策变动。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以反共起家的蒋介石是不会轻易与中国共产党握手言和，一致对外的，他还时时刻刻打着武力“会剿”的如意算盘。他调集重兵云集西北，并亲临西安逼迫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全力进攻红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对促进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重要的作用。之后，国共两党加快了第二次合作的步伐。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 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保障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和“中国共产党愿保证实行停止武力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坚决执行抗日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 等四项保证。中共的主张和态度，得到广大爱国人士的赞同，也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重大影响。在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人的努力下，这次会议虽然没有在根本上放弃反共立场，但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项原则，从而在实际上接受了国共合作抗日的政策，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为了促进国民党早日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决定应蒋介石１月份的邀请，从１９３７年２月开始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同国民党举行过三次谈判，但是，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设置种种障碍，多方延宕刁难，谈判没有达成任何实质性进展。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日本帝国主义以制造卢沟桥事变为起点，发动了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雄浑壮阔的中国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危险。只有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政治派别团结起来，共同御敌，才能拯救祖国于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将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以及重申四项保证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并于１７日开始与国民党代表在庐山继续谈判。
　　国民党当局本希望日本侵略者会适可而止，也曾为他们“共同防共”的鬼话所打动，但是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并已严重威胁自己统治的生死关头，国民党最高领导人不得不接受国民党和爱国人民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国共谈判的步伐加快了。
１９３７年８月，双方达成将在陕北的红军主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和出版《新华日报》等协议。９月２２日，在共产党的催促下，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了实际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告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世界上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国民革命时期国共合作革命统一战线相比，有着新的历史特点。
　　首先，它的成分极其广泛复杂。因为这个统一战线的任务和目标是团结全民族，反抗侵入国土的日本帝国主义。因此参加统一战线的不仅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还包括中小地主、甚至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当权派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这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空前未有的。
其次，它是以国共两党的两个政权、两个军队合作为基础的。一个是国民党领导的全国政权和军队，一个是共产党领导的局部政权和军队。其中，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革命军队和抗日根据地是它的中心支柱。这种两个政权、两个军队的合作，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突出的特点。
　　再次，这个统一战线没有一个为国共两党所共同承认和正式公布的政治纲领，没有一个统一战线的正式机构。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共产党曾先后提出成立“民族联盟”，实行“党内合作”、成立“国共两党委员会”等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提出《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协定草案》等作为国共合作抗日的共同纲领，但均为蒋介石所拒绝。最后，双方不得不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即没有成文，不固定，遇事协商，临时解决两党有关的问题。
　　总之，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国共两党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但是，必须看到的是，由于没有一个共同纲领，也没有合作的具体组织形式，蒋介石集团虽然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但不承认两党的平等地位；特别在如何抗日救国的问题上，还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因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将在曲折的道路上前进。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形成◆

　　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上进行反共摩擦的同时，在政治思想上也加紧进行了反共的步伐。在尖锐复杂的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环境下，为了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和抗日的民主团结，为了给中国人民指出正确的革命道路，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思想上的进攻，毛泽东在科学地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在批驳顽固派反共谬论的同时，丰富和完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向全国人民阐明了共产党对于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的全部见解，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路线和纲领政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出发，毛泽东科学地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特点。他指出，中国现实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其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其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进一步揭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特点，“而所谓民主主义，现在已不是旧范畴的民主主义，已不是旧民主主义，而是新范畴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具体来说，从革命的阵线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从十月革命开始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已经不是旧的，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的的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从革命的领导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已经是中国的无产阶级而不再是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中领导权的这种历史变化，是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标志，从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开始，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从革命的前途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毛泽东指出，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可能的。但是，想要在这两个革命中间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也是“走不通的”。
　　毛泽东的这些著作还描绘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的蓝图。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在政治上，要建立“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在经济上，要使一切“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个共和国将采取某种必要的方法，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在文化上，要挣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文化思想的奴役，实行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些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既不同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
　　最后，毛泽东的这些著作还深刻地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经验。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认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总之，在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从而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次把民主革命区别为新旧民主革命，并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基本政策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这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论述，使中国人民清楚地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发展前途，极大地鼓舞了他们的胜利信心，有力地指导和促进了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

◆开国大典◆

　　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下午８时，首都北京３０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毛泽东宣读公告后，举行了阅兵式和群众游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时期。

◆中共中央决定在刊物上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个已经取得执政地位的政党，能够号召人民群众在自己掌握的报刊等舆论工具上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进行公开批评，这在中国历史，甚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而这个政党，就是中国共产党。
　　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９日，新中国建立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特有的精神风范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崭新风貌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领导着全国政权的大党，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很容易危害广大人民的利益。由于政权领导者的地位，领导者的威信的提高，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拒绝批评，压制批评。由于这些新情况的产生，我们就容易被严重的官僚主义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国的建设任务。为此中共中央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中央指出，人民群众自由地在报纸刊物上发表他们对党和人民政府的批评、建议，是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和积极性，吸引人民群众踊跃参加国家建设的重要步骤。中央还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和干部要反对对于群众的批评置之不理和打击报复的官僚主义态度，而要采取热烈欢迎的坚决保护的革命态度，以便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
　　《决定》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代表着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反映着人民群众的根本要求。而１９５０年４月１９日，无疑将作为党的建设史上光荣的一天而载入史册。